《辽沈战役研究》谈毛、林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出任东北局书记和战锦州。
是如何执掌东北帅印的？
党的七大后，即决定派去山东。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指派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九月，赴任途中的接到电令，要他去东北。于是出关，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十月三十一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为总司令。此时，我党赴东北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达二十人，其中彭真、、高岗、为委员(是委员)。东北局成立时，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是军事工作的第一把手，彭真则是党政工作的第一把手。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做出决定，以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集所有正职于一身，彭真则退任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这无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人事变动。很多著作提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以“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一句话轻轻带过。李著以为这种解释未能服人，的擢升另有原由。
首先，是的信任。对的信任始于井冈山时期。当时内部斗争的核心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主张党管一切，实行党的绝对领导。而一些人认为这是家长制，是“书记专政”。就连也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一时反对的人占了上风，不得不提出辞去前委书记的书面意见。当日，就写信给，明确地反对离开前委，而且要求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当时，是惟一写信支持的人，加之在反围剿中表现突出，对他的好印象就更加深刻。以致长征途中，对多走路不满意，又写信给，提出由出任前线指挥时，还以为是受了的鼓动。对于经营东北，表现出高度的信任，他曾明确地对说：“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其次，出于统一指挥权的考虑。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对于战略的集中指挥一直高度重视，认为在战略层面上指挥权不协调、不集中是有害的。而当时东北局领导在如何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恰恰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分歧的双方就是和彭真。这种工作上的分歧是正常的现象，至于在“”中以此诬陷彭真等人，那是后话。不过，在当时看来，东北局一、二把手之间的不协调显然是一个大问题。他必须在彭真与之间作出选择，结果天平倾向了。根据一些人的研究，在选用战略区时，有四个原则：其一，要有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才能；其二，要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其三，在军队中应有很高的威望；其四，要立过赫赫战功。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九四六年在东北的无疑是最佳人选。彭真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但在军事指挥实践上，却无法与相比。
再次，就是去东北后出色的工作实绩。“他对和战问题，一直不抱任何幻想，立足于打；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与的主张不谋而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上，也符合东北我军的实际；在前线作战，且战且退，不放过在有利条件下歼灭和打击敌人。”(《辽沈战役研究》第104页)特别是放弃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更显示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锦州之战的历史真相
关于战锦州问题，人们了解的情况一般是这样：要求南下作战，攻打锦州一带，封死东北大门，而则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敌人。攻打长春失利，在的督促下，南下攻打锦州，途中听说在葫芦岛增兵，又产生动摇。由于罗荣桓的劝阻，加之电令措辞严厉，方下最后决心，攻打锦州。在蒙古草原折戟沉沙后，“战锦”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一贯反对的重要罪状。但锦州之战实为辽沈战役的关键一仗，决策过程中的曲折分合，使研究者也产生诸多分歧，一般读者则更感扑朔迷离。《辽沈战役研究》不避肯綮，操刀解牛，对“战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辽沈战役形成的过程中，对于东北地区的战略构想，与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完全赞同意见的。这个构想就是：“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一九四八年初曾电报以此构想征求林及其他东北领导人的意见，回电明确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在如何堵住军队撤出东北这个问题上，与有分歧。“的构想是，东北我军的作战方向是向南，打义县至滦县一带，切断北宁路，关闭东北军队的陆上退路”。“而的想法是不必截断东北敌军的退路，不必关闭东北大门，只需抓住吉林、长春之敌，东北军队也难下撤离东北的决心”。(《辽沈战役研究》第179—180页)也就是说，是想用“卡脖子”的办法，则是想用“拖尾巴”的办法。
这种分歧不能说明对是如何不服从，而只是体现了毛、林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战略方针的认识。战场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作战方法，从而得出一些与上级领导不同的结论，这是正常的现象。去东北之后，也曾有两次违背的意志：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要在锦州地区与军队决战，实现我军独占东北的意图。而的意见则是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四月，电令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而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对于这两件事，不仅未与计较，反而于一九四六年五月致电：“前线一切军事指挥权，统属于你，不应分散。”表现了对林的高度信任。那么一九四八年的再次与出现分歧，不愿南下作战而执意打长春，有没有道理呢？“历史已经证明，长春之敌未被歼灭，确实是难下撤离东北决心的原因之一，也是拒绝执行命令撤退沈阳主力于锦州的理由之一”。(《辽沈战役研究》第186页)
同意了攻打长春的想法。林遂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发动了攻打长春的战斗。攻城历时一昼夜，歼敌五千人，我军亦损失两千战士。过多的伤亡影响了东北我军纵、师指挥员的情绪。攻打长春遂告失利。
此后，就攻打长春问题西柏坡与东北有多次电文往来。、详细地询问了攻城情况，还向、罗荣桓等人介绍了指挥临汾作战的经验。从毛、朱的意见看，他们是希望东北我军能够攻占长春的，也就是说，同意攻打长春之时，的确也希望能够通过的战法完成辽沈战役。这一次，现实却未往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从逻辑上说，认识到长春不好打之后，并不因此就会以为锦州好打。攻打长春失利后，他的初步打算是一方面对长春之敌进行长围久困，另一方面打来自沈阳的援敌。但竟然未发一兵一卒救援长春。于是，情形成了这样：一方面攻不下长春，另一方面又无援可打，东北我军主力被牵制在长春地区，与长春守敌形成僵持局面。而这种局面正好符合用一座孤城“箝制大批主力南下”的意图。
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不会看不出这种局面于我军不利。犹豫至七月，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认为执行关于南下作战的方针有利。作战立场的转变，一则是为摆脱长春地区的僵持；另一个原因，就不能不说是战略思想的强大影响，因为南下作战毕竟是指示过的战法。这也就是说，即使决定南下作战时，他对攻占锦州的战略认识，还是被动的。“是否认识到了这种结果(指不能封闭东北敌军)的严重性呢？我的回答是，在试攻长春之前，没有认识到，试攻长春之后，也没有认识到；对长春长围久困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没有认识到。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就是与的差别，或者说是所处的地位给他造成的局限性。”(《辽沈战役研究》第197页)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林、罗、刘电报，决定南下作战。回电予以肯定。至此，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实质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战锦州之前还曾于八月、十月两度犹豫，八月给的电文还对关内的兄弟部队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要求，此时对南下作战问题已态度强硬，回电驳斥直用“很不对”、“甚为轻率”等语词，因而警醒，承认了错误。十月的犹豫是因敌情变化，在葫芦岛增兵。此次罗荣桓据理力争，主动说服及时改变主意，从而将作战目标继续定在攻打锦州上。“历史也已证明，这次犹豫、动摇，确实是一个不正确的举动，不过好在这犹豫、动摇没有造成后果，否则将会留下历史的遗憾。”(《辽沈战役研究》第218页)那么，在作战方针决定之后，为何又产生动摇呢？首先，对大城市攻坚战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他曾于一九四七年夏季和一九四八年五月先后指挥攻打四平、长春，均告失利；其次，对提出的“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心理准备不足；再次，由于敌情变化，形势也的确越来越严重。好在东北战场的背后，站着强大的。
辽沈战役以我军全胜告终，也因此奠定了其作为军事家之一的历史地位，但在“战锦”问题上的表现，是否也在的心里投下了一些阴影呢？于一九六三年写下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是否包含了对的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是否又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某些影响呢？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