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言：司法解释不能成为“二次立法”

“现在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是出台一部法律后面跟一部司法解释，这种现象已变成了‘二次立法’。这次清理对和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纠偏，是规范和改进司法权特别是司法解释权正确行使的一次机会。”徐显明委员直言。
　　
　　常委会日前听取审议关于司法解释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该报告。徐显明委员在发言中作了上述表示。
　　
　　常委会法工委于2011年启动了司法解释集中清理。清理中，最高梳理出单独和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351件，纳入清理范围的有1600件，其中确定废止715件，修改132件，保留753件。最高梳理出1000余件，纳入清理范围的有452件，其中确定废止102件，修改55件，保留221件，另外还有74件文件转由其他主办部门进行清理。
　　
　　信春鹰委员说，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是1955年确定的，1981年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司法解释的决定，定位为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中的解释。“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法官不看法律，就等着司法解释下来再判案的情况。”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准就是法律要管用。按照这样的立法要求，以后司法解释的量会减少下来，因为法官一看条款就明白了，不用等着司法解释再来细化。”信春鹰委员强调。
　　
　　任茂东委员指出，目前司法解释存在过多过滥、司法解释越位行使立法权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清理。“司法解释应当遵从法律文本的权威，但有些司法解释往往对法律根本未予规定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实际上越位行使了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他进一步建议，为树立法律、立法解释的绝对权威，制定司法解释应当严格限制在确有必要的范围内。对于应由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的问题，“两高”应当向常委会提出立法解释的议案，不能自行作出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