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王俊杰
《<史记>选读》（苏教版）是一本重要的选修学习教材，其中有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有着精彩纷呈的写作手法，带领学生读之、赏之、赞之，常会有令人欣喜的收获，但其中也有着不少的疑点，值得探究分析一番。
一、白起何时死去？
《太史公自序》第二段中有一句为：
（司马）靳与武安君（白起）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长平一战，秦坑杀赵军四十余万，彻底击溃了赵军的主力，作为指挥者白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回来后为什么会被赐死呢？这是学生在下课后提出的疑问，我也一下子难以说清，于是和学生相约课下查阅资料，探明原因。
翻阅《史记》，我们很快发现，武安君并不是从长平战场回来后被赐死的。《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明确记载：“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而长平之战白起坑赵卒的时间为秦昭王四十七年九月，两者距离有三年多。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说“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呢”？
宽泛一点讲，白起被赐死杜邮来确实是在其坑赵长平军“还”后，但我想司马迁是不会只在文字上打这个擦边球的，他应该寄有一些自己的思想意蕴。韩兆琦先生认为，在司马迁看来，记载史实当然是重要的，而说明道理、明鉴戒则是更为重要的。基于此，他有时不惜擅自改动一些时间，如在《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中都记述太宰噽是被勾践在灭吴后杀掉的，这与史实并不相符，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表达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的痛恨之情。此处，我认为司马迁的目的也在于“说道理，明鉴戒”。长平之战，赵四十余万人已经放下了武器，向秦投降，可白起却使用阴谋手段，将他们全部坑杀，这实在是太卑鄙无耻太惨无人道了，也确实应该“还而与之去赐死杜邮”。司马迁作《史记》是借鉴“春秋笔法”，此处显然也有着微言大义，批判白起，也批判惨无人道的战争。其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述自己的祖上时，一方面以祖上（司马）靳能事名将白起为荣，另一方面对其和白起一起犯下这滔天罪行感到耻辱，不惜把他们写成“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
二、“叹者”为谁？
《鲁周公世家》第十三段中有一句：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文章右半边的翻译为：等后来太公听说伯禽汇报政绩很迟，叹息说：“唉，鲁国的后代将要为齐国之臣了！为政不简便易行，人民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归附。”
这里将“叹者”理解为“太公”，颇令人生疑。
笔者认为“叹者”应该是“周公”。首先，本段文字是在周公去世后对周公生前事迹的补叙，中心人物应该是周公。当年，周公践祚摄政之后，太公五个月后就来报政，伯禽则三年之后才来报政，听完伯禽的报政后，周公自然会产生一些思考和感慨。而将叹者理解为“太公”，借话语来表现的人物变成了“太公”，这跟本段的中心人物“周公”又有什么关系呢？令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其次，所叹之语“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体现了远见，也蕴含着担忧，与周公的身份地位更相符合。鲁地是周公的封地，也是周公后代的所居之地，此处，周公听完伯禽的报政后情不自禁地发表一下感慨，表达他对后代的担忧，合情合理。而且历史发展的结果，后来鲁国也确实是被齐国吞并，这句感叹也正显示了周公的远见卓识。第三，“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则表现了周公对民的施政指导思想。就是为政要简易，要顺应民心，平易近民，这样才能使民归附。周公在司马迁看来是五百年才出现的一个伟大人物，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化身，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政。本文的前面已经交代了周公其他方面的施政指导思想，如对君王作了《多士》、《毋逸》，对官政作了《周官》，对百姓作了《立政》，这里的“百姓”是贵族阶级的总称，而《立政》的出发点是“便”之。对“百姓”尚且如此，那对“民”呢？由于周公在世时多年“高高在上”，对普通平民的的施政思想并没有著文表述，这一感叹之语正可以看做是对此的一个补充。司马迁之所以在周公去世后再补叙这一段，除了有余波之效令人回味之外，也借此表达了对简易便民施政指导思想的推崇，这在《管仲列传》一文中也可以看出。
三、“余”是谁？
《刺客列传》最后一段：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在这里，“余”当然是太史公，而且我们也很自然地认为是司马迁。借助于赞词来标明前面记述事件的来源，并证明“世言”“又言”为非，令人信服。“余”在“太史公曰”中出现的情况在《史记》中很是常见的，如《李将军列传》中“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孔子世家》中“余读孔子书……观仲尼庙”等，司马迁确实见过李广，也到过曲阜，但是真的听过与夏无且有过交往的公孙季功、董生说过荆轲刺秦的事吗？这很令人怀疑，如果他没有听过，那这里的“余”又是指谁呢？
按《史记》记载，荆轲刺秦是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而司马迁的出生年月，王国维、钱穆、韩兆琦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一四五年，李长之先生则认为是在公元前一三五年，我更倾向于李先生的说法，但即使是前一种说法，司马迁出生时距离荆轲刺秦也已过去了八十二年，公孙季功、董生若是活着的话，至少已是百岁老人了，司马迁听他们说这件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在这里“余”不应该是司马迁。
但是文章中又明确说“太史公曰”，“为余道之如是”，“余”指“太史公”是毫无疑问之事。对此，李长之先生认为此处的“太史公”可能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毕竟司马迁是太史公，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公，司马谈听公孙季功、董生讲夏无且所说过的荆轲之事，比起司马迁来，可能性要大很多，即使这样，也要公孙季功、董生足够高寿。据此，李先生认为《刺客列传》可能是司马谈所作，其他如《郦生陆贾列传》、《李斯列传》等也可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我认为这样的推测是有道理的，至少能解答“余”为谁的疑问。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司马迁听他人说过荆轲刺秦之事，自己又非常敬仰荆轲之侠肝义胆，于是假托“公孙季功、董生”之名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其实，《<史记>选读》中值得探究的疑点还有很多，如“刘邦的名字什么时候起的？”“楚王疏远屈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此，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分析，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假以时日，相信定会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