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贫困

主流经济学家们乐观主义的情绪据说来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边沁将人视为永远追求快乐的机器，由此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家们进步史观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也主宰了以研究与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几位先驱人物，鲍尔根本就不相信“贫困与停滞的恶性循环理论”，而认为发展中国家充满了经济的“快速进步”；刘易斯认为，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计划，发展中国家将很快摆脱贫困；罗斯托、辛格等人则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只要条件具备，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会“起飞”；即使是自称经济学界的“持不同意见者”的赫希曼，也认为通过“不平衡”发展战略，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最终将成为过去。
　　
　　但冈纳·缪尔达尔是个例外。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的开头，他就认为，以往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趋于成为‘外交辞令’，有节制，并且通常过于乐观”；而经济学家本不应该盲目地陷入“乐观主义的陷阱”，因为“乐观主义同悲观主义一样，只意味着一种偏见的观点”。作为学者，他本人既不愿意作波特小说中遇事过分乐观的波利安娜，也不作希腊神话的悲观女神卡桑德拉，他应该成为“现实主义，哪怕他因此与自己职业内流行的观点相冲突。”
　　
　　缪尔达尔的确是这样做的。与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相比，写作《世界贫困的挑战》时的他，无论是研究的依据与研究的方法都更具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他的研究全部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为了研究南亚的贫困问题，他在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呆了几年时间并直接作为人员参与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尽管在数量经济学上他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同时代经济学家——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因为“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还因为“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但他对发展中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公开宣称他不会把他的研究置于这些经验数据上，因此，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的民众，从他们那里获取第一手的丰富的现实，这使得他的研究比罗斯托、刘易斯等人更多地在书斋中把官方统计作为经验数据再导出所谓的“发展模型”这种经院式研究来得更接近真相；其次，正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事实性的把握，缪尔达尔选择了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缪尔达尔认为，“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总量概念就业和失业、储蓄、投资及产业，以市场和相当有效的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能得出合理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就不能用这个方法，除非是以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或不完全竞争”。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是、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必须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体现在他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缪尔达尔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他还开辟专章谈如何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也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状况。
　　
　　但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缪尔达尔的结论仍是乐观的。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他也相信，通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通过现代化价值观的传播，通过发展中国家彻底的变革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贫困问题可以得到克服。正因此，他充满激情地给《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安了副标题——“世界反贫困大纲”，并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消除贫困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当然，他结论的乐观主义与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相比，前者是以事实与学理为依据的乐观，而后者在缪尔达尔看来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乐观。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是1969年完成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5年后的1984年，当世界银行将缪尔达尔视作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邀请他对自己早期思想进行回顾与评价时，缪尔达尔竟对他早期思想进行了反思。在一篇名为《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的回顾》一文中，缪尔达尔对过去15年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这些国家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他说，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他追溯这种情况的根源认为，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贪污贿赂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再加之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还陷入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更使得发展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正是基于此，缪尔达尔对他在《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所提倡的一个主要观点——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项目提供各项资金及技术上的支持的所谓“发展援助”，其成果也无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给这些国家陷入贫困与灾难的下层民众的“救济援助”效果好。又因为过去15年间的发展援助消费了许多发达国家纳税人的钱，而缪尔达尔认为这与他在《世界反贫困大纲》中不遗余力的鼓吹有关，缪尔达尔甚至在文章的开头就说，这篇文章“是对自己良心上日益加剧的痛苦进行清算”。就这样，号称基于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的缪尔达尔，竟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这种悲观很彻底，以至于他的同伴赫拉·怀特都认为，“缪尔达尔的看法过分悲观了”。
　　
　　说“过分悲观”，仍不至于是绝望。距缪尔达尔发表《回顾》一文又15年过去了，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要是这位毕生以追求全人类幸福与公平为己任的学者还活在今天，他心存的一丝侥幸——他仍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下决心改革国内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仍具备可能性——也会彻底被残酷的真相所泯灭；据1998年一份报告透露，今天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其财富与世界上最穷的48个国家相当；而世界各国原本致力于维护公平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安全网”，却彻底地将更多的真正处于绝对贫困的百姓置于网外。世界贫困人口多了，而不是少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就是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发表整30年后的世界现实！
　　
　　其实，乐观也罢，绝望也好，毕竟是经济学家们基于感性的感性或至多基于理性的感性的一种情绪，而要将贫困问题置于形而上层次或者说理性的理性来看待，还是历史学家来得深刻。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指出，人类的第一巨大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少数人而不是有利于最终承担了文明进步费用的多数人，因而，历史在前进，多数人依旧贫困的局面依旧不变。·萨林斯则说得更白：贫困并不一定是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如此说来，贫困是文明世界的发明。
　　
　　由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比冈纳·缪尔达尔更平静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除非连同文明一起消灭，否则，我们将永远消灭不了贫困。或许，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