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类自从发生战争以来，就有了情报需求和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这些人被称之为“间谍”。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了近代情报意识，并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准备。这是一种沉默的较量，却在有些时候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人类自从发生战争以来，就有了情报需求和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这些人被称之为“间谍”。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了近代情报意识，并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准备。这是一种沉默的较量，却在有些时候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对华谍报战略布局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始，即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逐步形成了以征服朝鲜、侵略中国并进一步染指周边亚洲国家的“大陆政策”。在整饬军备的同时，日本处心积虑地展开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始设参谋局，谍报工作成为其职责之一。1872年，日本撤兵部省，分设省和海军省，翌年参谋局改称省第六局，设间谍都指挥使，有了专门的间谍机构。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以后，设立了管东局和管西局，管西局负责对朝鲜和中国的间谍活动，1882年增设海防局。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进行大改编，在新设立的部和海军部中分设第一、二、三局，并根据新颁布的《参谋本部条例》细化了各局职责。1889年参谋本部设立参谋总长一职，直隶于，不仅负责陆海军对外作战的大计划，而且全面执掌对外谍报工作乃至驻外公使馆的情报业务。
在情报机构日臻完善的同时，日本对中国这一主要战略方向的谍报布局和情报侦察活动也次第展开。
1871年，日本首次向中国派遣九名留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学习汉语，主要目的是培养针对中国的情报人员。这批留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1873-1874年间对台湾的侦察和作战行动。1872年到1874年，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和台湾派出军事间谍，为北上侵略朝鲜、中国，南下侵略台湾做准备，其中就有后来参加侵略台湾和甲午战争的桦山资纪。
1873年，鸟尾小弥太就任日本少辅，兼管对外情报工作。在卿山县有朋的支持下，他确立了瞄准中国，伺机战而胜之的政策，这实际也成为甲午战前日本的东亚政策。为此，鸟尾小弥太决定以中国为假想敌，有计划地派遣间谍进行系统全面的侦察活动，并制定了有具体侦察内容的甲乙丙三号训令：
甲号侦察内容：政体、法令及民心向背；中枢大臣的威望及其品行；官员职务分工及其人员数；言语、风俗、人情；财政收支和国库情况；人才有无状况；对外国的交往、待遇及所订条约；两税法及所有田租诸税，满人和汉人的种种权利差别。
乙号侦察内容：陆海军的兵制及编成；兵士管理与训练；各级兵队员数；枪炮制造及弹药之优劣；统兵大员有几人及士气涨落；军舰数量及其马力、吨位数；战略战法。
丙号侦察内容：山岳高低走向、河海深浅、地理形势及城郭要冲之地；经纬度及地学上之位置；各地暑寒风雨气候情况；动植物产品与当地人之食物、刍秣及薪炭；户数及人口概计；市街状况及各地盛衰变化；各种矿山；地方病及当地人之预防办法；运河及水利；马匹是否有其他可用食料或可替代之负重牲畜。
1875年，在少佐桂太郎的建议下，日本建立了武官制度。1878年，桂太郎关于撤销参谋局、建立直属的参谋本部的建议再次被采纳，桂太郎出任管西局长，直接负责对华谍报工作。1879年，桂太郎亲自微服潜入中国，从华南到华北，重点对天津、北京进行调查。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日本在华间谍活动极其猖獗，上海东洋会馆、“福州组”窃取了中国海防大量情报。1886年，日本派驻中国的谍报武官荒尾精选择了具有交通枢纽意义的汉口开设了乐善堂支店。荒尾精还在上海建立了日清贸易商会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后者实际是一个培养间谍的学校，后来的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等著名谍报人员都出自于这一间谍机构。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间谍网络，搜集了大量情报。其中，根津一整理编纂成三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卫
1887年，时任日本第二局局长、大佐小川又次在第二次亲自潜入中国进行广泛调查和侦察的基础上，写了《征讨清国策案》，提出了全面的陆海对华作战计划，日本侵华战争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为配合实现“攻占北京，擒获清帝”的战略目标，日本谍报活动也成为战争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894年甲午战前达到极为猖獗的程度。其中，宗方小太郎是最著名的间谍之一。
宗方小太郎是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到上海的，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在求学的过程中，他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游历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从此成为“中国通”。1886年宗方小太郎加入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间谍机构，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1890年应荒尾精之邀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担任学生监督。
1894年6月，日本发动战争在即。当时，日本已经在朝鲜占据兵力优势，海军也进行了调整和改编，组成了联合舰队。而对于发动战争和取得胜利，日本最大的顾虑是中国北洋海军的存在。因此，如何掌握黄海制海权便成为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日本海军军令部几经斟酌，决定调经验丰富的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严密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以作为日本舰队争取海上主动权的第一步。宗方小太郎从汉口到达烟台后，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海军少佐的指令，两次在威海潜入北洋舰队基地侦察，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
从宗方小太郎留下的日记看，7月8日至13日，宗方小太郎从烟台到威海卫，在威海城内制高点环翠楼俯瞰威海全港，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港内北洋舰队的舰艇数目及分布；7月22日至26日，宗方小太郎第二次进入威海卫，不但查点了北洋舰队锚泊的军舰数，还侦察了威海南帮和北帮的海防炮台。此期间发生了丰岛海战，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甲午战争。
开战以后，宗方小太郎在7月28日赴天津参加了日本间谍密会，旋即带着继续监视北洋舰队行踪的任务回到烟台。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由于处于交战状态下，日本驻华领事官员不得不撤旗离馆，武官井上敏夫奉命回国，宗方小太郎留在烟台代行其事。在此后的20多天里，他坐镇烟台，指挥收买的中国频繁往来于烟台和威海之间，用电报暗语向日本当局报告北洋舰队的行踪。
其暗语总共有六句。这六句暗语，已经可以将北洋舰队的行踪基本包括。有文章说宗方小太郎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铁甲舰队大决战做好了准备。实际上宗方小太郎由于间谍行踪暴露于8月26日逃离了烟台，这一战功与他不相干。但他不断为日本联合舰队提供北洋舰队准确的行踪，他提出在渤海海口游弋袭扰北洋舰队的建议得到采纳并非常奏效。宗方小太郎回到日本后得到的召见，将领评价宗方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宗方小太郎只是日本谍战的个案而绝非唯一。正是这种大量具有战略预置和战争准备的谍战，使日本始终在甲午战争中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石川伍一惊天大案
1894年8月，中日两国宣战之初，爆出一则惊天大案，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和中国刘棻同时被捕，随后被清廷公开处死。
石川伍一，日本秋田县人，1884年18岁时来华精研汉语，1887年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开始了专职间谍生涯。1891年石川被派到天津，担任驻地武官助手，流窜于山东、直隶及奉天等地，从事各方面的调查。1893年，他乘船由烟台出发，游历渤海海口各海岛，并观看旅顺炮台，回程中又专门到旅顺后路，及朝鲜大同江和仁川口等处侦察。同年，他再次随同日本驻天津武官神尾光臣等进入旅顺、大连、威海等地，详细窥探了清军各海防要塞的布局、设防情况。
回天津后，石川伍一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各军械所制造弹药多少，现存多少等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日本外交人员开始撤离中国，神尾光臣安排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两人潜伏下来继续间谍活动。此期间，包括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的日本在华人员的行踪实际都已经在中国方面的严密监控之下。
由于美国领事坚决反对石川伍一继续留在紫竹林租界内，石川不得不搬到刘棻家。8月4日，人员及其家属搭乘一艘英国客轮“重庆”号撤离天津。时值“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登“重庆”号搜查并痛殴了撤离的日本外交人员，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这一天，石川伍一在刘棻家被捕。
石川伍一被捕后在供单中承认：“我系神大人(即神尾光臣)差来坐探军情的。自光绪九年，即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处往来。现在住在军械所刘树棻(即刘棻)家中，或来或去。……我认识刘树棻，系张士珩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王小波引荐的，已有三年了。刘树棻已将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于正月底照抄一份，交神大人带我回国”，“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间谍证据确凿，加上涉及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等复杂因素，尽管有美国人斡旋讲情，石川伍一还是在9月20日被枪决，刘棻被押解市曹公开斩首处决。
这是甲午战前20多年日本长期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对中国展开谍战的一个案例。但这亦只不过是一个被公开的明案。事实上，日本在开战前后的间谍活动已至登峰造极：
——上海报告，“倭人在沪设有日清研究所，约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
——天津报告，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
——德国商人满德说，“及满德从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则爱仁、飞鲸、高升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既能了彻，安见不电知上海，由上海电知伊国也。不然，高升船之罹灾，何以若是之速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还成功破解了清朝的电报密码。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送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件照会，别有用心地将日文译成中文，长达387字；第二天，汪凤藻派人将这份照会用密码电报送日本电报局发往总理衙门。两相比对，日本外务省旋即掌握了这套密码的规律，而清朝官员竟然丝毫不知情。甚至，1895年李鸿章赴日进行马关谈判，竟然还带着这套旧的密码，致使李在和谈期间与北京的往返密电内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赔款的底线等，全部为日方所了解。
呜呼哀哉，如此谍报战，使中国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彻底被动，近乎于“裸奔”。中国失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张炜，原题为：《揭秘甲午海战谍报战场：日本情报准备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