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上海经过:不改革 就完蛋

2019-09-17 18:58:19


  此文可称“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请送与“黑箱”有关的所有人员看看(如有一万人,就印一万份,市政府出钱),议论一下,看这样下去,浦东能否开发,上海有无前途,然后请叶龙蜚、杨昌基同志拿起大斧来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几年,成为另一个“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搞这些活动,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怀疑。现在会很多,今天这个表彰会,明天那个成立大会,我们要简化这些活动,我们自己多下去,到基层去解决问题,这样比较好。另外,什么评比呀、检查呀,我看要少搞一些。我想与市经委商量,除了国家规定的评比以外,上海不再搞什么评比,至少政府不搞,民间搞可以。有好多评比是形式主义。外国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得努力,他不靠评比推动,他的产品质量是竞争出来的,不是靠评比出来的。不要摊派,不要搞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一评比、一检查就要吃喝,也影响社会风气。是不是我们从这方面简政,让企业、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一些。我相信,这也是调动、振奋士气的措施。我想就提这三个要求,包括我自己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廉洁政府,“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
  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些口号都是提出的,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廉洁政府”和“高效政府”口号的提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只有这个行动,才最能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
  我们在4月25日提出这个口号以后,5月份我收到3696封人民来信,现在每天还有100多封。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房子、职称、纠正冤假错案等,但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政府提出建议,对我们干部进行监督。如揭发谁吃了、谁喝了、谁受礼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尽管他们在来信里面说,你说了能不能做到,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这么大量的人民来信,还是说明人民群众对政府是关心和信任的。
  这个事情,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所以,市政府关于刹吃喝风、受礼风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局级以上干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则了,别人就会跟着来。现在先从我做起。有些问题是要靠法制来解决,要采用各种方式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比如说,“七所八所”的问题,就是设在基层的税务所、派出所等等,他们都是直接跟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这里面确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就是要严刑重罚,逐步健全法制。另外,就是要把每个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公布于众,让大家来监督,这样风气才能好转。现在我们准备在一个区、一个县先试点。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只有我们的506个局长,包括区长、县长行得正、坐得稳,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够正。不然,人们是不服的。我可以向同志们讲,这几个月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所有揭发局长吃喝的材料,经我们查实,结果都与事实不是很符合。从政府系统来看,我们这506个局长目前还确实是规规矩矩地在那里认真工作,比较负责任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社会风气是能够好转的。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曾“走后门”帮索尔兹伯里买机票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个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完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
  比如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我也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说,这航空公司都不是我管的,我这个地方管不了企业,但我跟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我给你买一张票吧。
  这实在不像话!要把层层留下的票想办法统一管理,不能走后门。现在外国人要走,只能买高价票,否则根本进不来、出不去,这怎么得了?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旅游也开展不了。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对内要振奋精神,对外要改善上海的形象。
  文件提出的十条措施很好,但我觉得这些事情落实很难。因为这些部门都不在我们管理之下,火车站归,港口归,机场归国家民航局,他们是否都承诺了你们的任务?
  这些事情我们要通过一定形式,召集有关方面讲一讲,最后形成文件,也要搞公开、透明,把目标、责任明确起来。
  (编者注:当日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讨论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改善上海旅游、投资环境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的决定(稿)》)
  ———1988年7月18日《在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讲话》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
  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所以群众说,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至连同甘共苦往往也做不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突出地讲不行。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它不是哪一个党员的问题,实行这么一种政策,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据调查,上海收入高的有十种人,这十种人的产生都是政策带来的。十年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政策是正确的,要坚持,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怎么掌握这个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