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苏联对华政策演变：大国在远东的利益争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因此在二战中，中国也就成为了远东地区的主要焦点。时期，西方大国对华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他们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的对立和统一，而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则是抗日战争时期西方对华政策的缩影。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从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4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面对日本的侵略，英美等国家实行绥靖政策，纵容日本进攻苏联。因此，中苏两国均面临日本的威胁。共同的敌人使得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融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向提议，恢复由于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此时，政府在指望英美等国出面制止日本侵华的愿望落空后，其外交中心也开始转向苏联，认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成就是肯定的因素，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
　　
　　1932年6月，中央决定对苏联恢复外交，得到苏方的赞同。同年12月，双方正式宣布恢复外交。1935年以后，世界局势更为严峻。日本在吞并东北之后，紧接着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使整个华北地区脱离的统治。在欧洲，德意也进一步扩大对外的侵略，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的把祸水引向苏联。苏联此时逐步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把重点由过去支持各国政党推翻资产阶级政党转而为制止的侵略行为，从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在对华政策上，苏联则是极力促成国共间第二次合作。1935年10月8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声明两国受同一威胁，因此完全同意改善两国关系。12月，苏方同意签订互助协定，同时，斯大林赞成关于以及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同年底，赴莫斯科协商，希望签订对事同盟。但斯大林的意见是“愿意帮助中国进行全面抗日战争，但并不准备卷入其中”。协商未果。这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西安事变后，苏联与政府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于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总而言之，这段时期，苏联的言行均出自于对自身利益的切实考虑，苏方看重的是的军事实力，努力与政府合作，以共同遏制日本，从而达到苏联安全的最终目的。但苏方不妥之处在于，用其与的特殊关系通过共产国际来影响的政策，限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从而给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切与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苏联对和不同态度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二、第二阶段：从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也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日本已成为中苏两国共同的祸患。因此，中国在这场全民族的中得到了来自苏方的大力支持。
　　
　　首先，在精神上苏联给予中方大力支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苏方反应迅速，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的绝对胜利，并于1937年8月与中方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苏方在外交上严厉谴责日本，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制止日本的侵略。这一切，无疑给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强大的支持。
　　
　　其次，在物质方面也给中方以大量援助。全面爆发后，7月31日，苏方正式表示同意批准向南京政府贷款和供给军火。自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直至1940年12月，苏联政府五次给中国贷款，用来购买急需的飞机、坦克、大炮及其他武器、弹药、燃料等。据学者统计，“在此期间，中国所得外援总计53950万美元，实际动用35000万美元，其中苏联提供25000万美元”。中国所有的苏联贷款用于进口军火武器，这对长期对日作战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开辟了从苏联进入新疆，经甘肃、陕西到内地的西北公路，用于运输援华物资。当然，这些物资除了少部分留在延安外，大部分都支援了的政府。
　　
　　再次，在人力方面也给予了中国极大帮助。苏方派遣大批军事专家和志愿人员到中国帮助。根据中苏协定，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于1937年11月底到中国。到1941年初，仅军事顾问就有140多名，各种专家3000多名，这些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在组织部队和战斗训练以及建立军事服务和后勤工作等方面，给予中国军队很大的帮助。此外，苏联还派了大批军事志愿人员直接参与对日作战，其中主要是飞行员。到1940年，在中国作战的苏联飞行员达2000多名。“苏联航空志愿队在中国上空同作战十多次，至1940年共击落敌机986架”。其中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捐躯中国抗日战场。这时期，苏联对于中国抗日战场的支援是真诚的，也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期的苏联对华援助政策是以其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其动机是通过对华抗日的援助来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使日本北攻苏联的计划难以实现。正如1940年斯大林接见新任驻华武官时所说：“我们在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此外，苏联对华贷款是以茶叶等农副产品还本付息的，这使本来已经困难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苏联对中国缺乏认识和信任，相信胜过相信，对华援助的大部分也是给了。这种重国轻共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
　　
　　三、第三阶段：从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到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
　　
　　上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世界局势紧张加剧。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并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正式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严峻形势之下，苏联一方面继续同英美法等国进行外交联络，另一面又同国家谈判，企图延缓乃至阻止战争的爆发。
　　
　　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不惜牺牲中国，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尊重满洲的完整和不可侵犯，这实际承认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在对华政策上也进行相应的转变，即一方面继续支持中国的反斗争，另一方面又谋求同日本妥协。在当时德国发动对苏战争已是迫在眉睫的特殊情况下，为了全力应付未来的苏德战争，避免两线作战，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可以理解的。但苏方不应背着中国人民和以出卖中国和与日本做交易。况且这一条约的签订是与双方此前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有关条约是相违背的。这无疑反映出苏联对华政策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这种做法阻碍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另外，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已经无暇东顾，加之1942年夏天“新疆王”盛世才反苏投蒋，苏联被迫退出新疆，因此，中苏关系愈发紧张。10月24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奉命通知重庆政府：“由于本国的战争对物资需求的日益增多，苏联已经无法对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已无北攻苏联的闲暇，苏联更是解除了后顾之忧。此种情况下，苏联对华援助日益减少，1940年大约2亿美元，到1942年只有600万美元的贷款，中苏关系松弛下去，在政治上日趋靠拢美国。
　　
　　总之，此一时期内，苏联由于国家利益，全然不顾两国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及其之前的各种承诺，私自损害中国利益，以达到维护苏方自身安全的目的，破坏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感情。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期，苏方甚至减少对华的援助，加重了中国人民的困难。且苏方还一再压制的发展，要求无原则与合作。1941年到1942年这两年是解放区最为困难和艰苦的阶段，直接出兵援助苏联是不现实的，所以没有完全按照苏联的指示行事，这引起苏方的不满，苏方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批评民族主义太严重。苏联对的这种谴责显然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在这一问题上苏联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出了苏联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四、第四阶段：从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战争的转折点。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作战，盟军从法国进入德国作战，并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开始转入。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却屡遭惨败，因此，美国迫切希望苏联能尽早参与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国的国力损失。此时，苏联开始考虑其战后全球战略问题。斯大林非常清楚，战后在全球范围内能够与其抗衡的只有美国，而远东又是美苏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前沿阵地。因此控制远东尤其是中国，是个战略性的重要问题。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为德黑兰会议做准备的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上，斯大林提出只要欧战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获悉后公开表示：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因为深知，斯大林参战绝非是无条件的。同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英美两国对苏联出兵作战的条件作了试探。谈及远东问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苏联理应有个不冻港作为入海口，当即提出把大连作为自由港提供给苏联使用，斯大林对此表示赞赏。
　　
　　苏联对远东的要求在德黑兰会议上只是个开始。1944年，欧洲战局进一步发展，盟军登陆诺曼底，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局势的发展，远东问题也就日显突出，此时，斯大林的远东战略目标也日益清晰起来。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提出只有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得到满足，他才能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同日本作战，他们与远东战争攸关的利益是什么。”在两个月后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必须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两港及其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外蒙古现状必须予以承认；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必须归还俄国”等一系列条件。为了减轻美军在对日作战的损失，决定以中国的和做交易，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署了《关于远东的协定》，即《雅尔塔秘密协定》。此协定对于推进反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是英美苏三国在牺牲中国利益上达成了共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协定》规定：“外蒙古之现状必须维持；大连商港需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必须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给予恢复”等等。这严重违背了苏俄政府于1919年和1924年两次对华声明的原则和精神，甚至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内容也是相抵触的。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作用是双重的，对中国的胜利，既有帮助的一面，也产生许多消极作用。苏联当时存在着只顾自身安全的思想，对美国实行妥协政策。而且，当时斯大林高估的力量，不相信有完成中国统一的能力，对在东北的行动作了诸多限制，甚至还帮助美国执行扶蒋的政策，如1945年11月将从关东军手中接管的东北交给了政府，这对的力量在东北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同时，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关注起新疆问题，为了恢复在新疆的权利和影响，在新疆问题上采取了强硬态度，甚至直接策动和参与新疆，如1944年的阿山事件和新疆三区革命等。“三区革命从酝酿到发动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总的来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苏联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甚至派出军事人员到中国战场协助作战，这对于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和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苏联由于受其自身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思想的驱使，在援助中国的过程中肆意侵犯中国，破坏中国完整，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后又限制中国的发展等等，做出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两国人民感情的举动。总之，它的对华政策是根据战争发展形势以及自身利益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