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主谋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的枪声，拉开了被美国作家斯诺称为“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中国近代史上“惊险的好戏”的“西安事变”的帷幕。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西安事变”由、杨虎城联合发动，但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奉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于抗日而不愿‘剿匪’。”
但是，晚年的却改口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那为何是东北军抓的呢？
“捉的任务本来是由十七路军担任的，但我祖父把这个任务交出去了。因为这个事件，重点不在捉，‘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只是最后安排东北军抓的。”杨瀚解释说。
1936年12月11日晚12时许，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
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一行。
“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
最终，东北军在山洞中搜出了一行人。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的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
由于杨虎城与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穿。
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饮食问题”。
听说“无牙吃饭”，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约杨虎城去看。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见杨虎城不愿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
放不放蒋，杨虎城曾与大吵
1936年12月12日10时左右，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对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到底经验丰富，一看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见到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听了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在试探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使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杨瀚说。
14日，提出要见杨虎城，“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一见面，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1936年12月23日-24日，、杨虎城、周恩来同及后来加入谈判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25日放，前一天晚上，和杨虎城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认为把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吵完架就告诉了。”杨瀚说，“大家都反对、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不能参加是“精神折磨”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我父亲是一个，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杨虎城之女杨成美对本刊记者说，“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是最早提出抗日的，也是最早开始组织抗日的。”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父亲是很拥护这个政策的，支持建立统一战线。我父亲在发动事变前，就知道不会放过自己的，但只要同意抗日，就是牺牲自己和自己的部队也是值得的。”杨成美说。
“西安事变”后，让杨虎城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把他弄走，不要留在身边”。在出国前，杨虎城交代部下说：“现在内战是停止了，抗日战争不久就要打响了，但我可能参加不了，你们都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战争。”
1949年9月6日午夜，自1937年开始就深陷监禁的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刺杀，时年56岁。
杨瀚说，他曾在2005年、2006年先后给时任主席的和写信，要求为祖父，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