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或迟或早会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大国和强国。她不仅要融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也要成为这个国际体系的新的中心；不仅是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的遵守者，也必将成为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制定者。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既要自觉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吸取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鉴西方的外交思想，但实在没有必要轻视中国的外交思想。人们没有必要一谈起理想主义外交就只知道德国人康德和美国人威尔逊，而不知道中国孔孟的仁义观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没有必要一谈现实主义就只想起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或美国人，而不知道荀子、苏秦、韩非子的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观；也没有必要一谈起地缘，尽是德国人拉泽尔、英国人麦金德和美国人马汉，而不知有管子、孙子。
当前中国国际学、外交学理论的落后态势，与对中国外交思想史总结不够，关系密切。西方的国际学就是在研究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至于有人认为，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影响西方国际学理论的三部书之一。其实，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历史名著，但就其思想性理论性而言，不见得就一定比中国的《管子》或《左传》更加宏伟、更加深刻。要谈权谋和对权力的追求，《韩非子》一书中包含的思想也不比马基雅维利差。至于《老子》、《孙子兵法》中的深刻的战略思想，就更没有什么西方古典的著作可以与之相比了。所以，中国的国际学理论的研究者们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以为中国没有创建国际学的中国学派的基础。
比如，我们通常都认为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没有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认为古代中国存在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家根本不是国家，但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么说。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君主不等于国家的思想，可见国家是高于君主的，而且当时的国家已经具有独立国家的意义，国家包括统治权、社稷、、人口、军队，且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承认。西方的一些汉学家也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关于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反映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务实的思想家和家关于“的概念”的思考。
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预演了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众多现象，而且还可以肯定，这段历史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今的国际体系还会有许多的现象可能会在这段历史中看到它们的前奏和影子。因此，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对了解我们今天面临和生活其中的国际社会，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