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一、问题在翻译中提出
我们知道，词语能够成其为词语，就在于它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意义，或者说，词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指称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事物种类，一种性质、一个事态、一种关系。它一旦存在于语言系统中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然而，这种普遍性和稳定义的词语，一旦进入具体的语段文句中，它所表示的意义就要受到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譬如当研读苏轼《前赤壁赋》时，有学生问“于是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之……”一句中的“而”是什么意思？经讨论有以下三种意见：
例①若是承接，则解释为“先扣舷后唱歌”。
例②若是并列，则解释为“一边扣舷一边歌唱”。
例③若是修饰，则解释为“敲着船舷歌唱”。
连词“而”表关系，如果孤立看此句，上面所说三种关系都能成立，尤其是例②与例③皆能自圆其说，但“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在这一篇这一句中，“扣弦”是为了“歌”，或者说，此句中心事件是“歌”。为何？文章开头写作者泛游大江，陶醉于初夜江景，于是借歌抒怀,表达自己虽贬谪黄州却抱负不泯的豁达情怀，故而以“扣舷”为节拍，“敲着船舷”唱歌畅怀。
如此看来，虚词“而”做何解，主要取决于其语境。这正如语言学家纽马克说：“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文言词义的理解也必须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其实，语义的确定、遣词造句、篇章结构以及语体形式等均离不开语境，语境构成了词义理解的基础。遗憾的是，诸如此类语言现象，在中学文言文阅读教学中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很多学生即便参照注释、查证词典，也不能准确理解某篇某句中的词语内涵。究其原因，与教师未能在动态阅读中指导学生把握词语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不无关系。
二、语境可以选择文言词义
一个词或词语在词典里是孤立的，而词典所列出的词义也是有限的。但词语一旦用于具体语境中，与其它词语构成一个有机体，其具体意义也会千差万别。所以词的意义不是由词典决定的，它只为阅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而其真正的意义则应由语境来决定的。或者说，词典只为我们提供了某一词的各种词义和用法，而语境则帮助我们去选择某一适合该语境的词义和用法。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能够结合具体语境，为其选择一个贴切文意的理解。
譬如笔者教学《鸿门宴》（节选）（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一文，据笔者粗略统计，节选文出现24个“为”字。这些“为”字既有做动词，读wéi，译为各种动词意思，又有做副词，读wéi；还有做介词、语气词等。在具体语境中所表现的意义和用法可谓区别较大，学生掌握不易，那么教学中该如何指导学生选择正确意义和用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上下文语境进行过滤，筛选，留下最合适的。
再如某年高考语文卷考文言文意的理解，原文是“齐武成帝子琅邪王，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所出试题要求学生做出正确选择：
A.武成帝常常当面称述他说：“这是一个狡猾的孩子必将有所成就。”
B.武成帝常常当面称赞他说：“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必将有所成就。”
文言实词“黠”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只有“狡猾”和“聪明”两项意义。如何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学生能够根据上下文语境进行合理推断。原文“生而聪慧”“笃爱之”“与东宫相准”等词语明显为褒义，因为“黠儿”亦为褒义，应取“聪明”之义。
三、语境可使文言词义具体化
著名学者陆宗达先生曾说过：词通常是以两种状态存在，一种是贮存状态，其意义叫“贮存义”；一种是使用状态，其意义叫“使用义”。贮存状态中的词，保存了人们对该词所标识事物的共同认识和理解，因而词义是抽象的，又是广义的。而使用状态中的词，也就是个人言语中的词，它因有了具体所指而免除了广义性(《训姑学的知识和应用》，语文出版社1990版)
按陆先生的这一说法，具有广义而抽象的词，一旦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其意义就会变得特定而具体。譬如汉语中“胖”“大”等一些没有明确外延的词语，其语义就是摸糊不确定的，但当其进入具体语境，意义就会发生变化。如“巴掌大的地方”，这里的“大”其实就可理解为“小”，且是像“巴掌一般小”之义。在语境中理解词义，会使得原本抽象概括的词义变得具体化。
譬如语文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论语选读》中《沂水春风》（又作《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中有一句:“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对“加之以师旅”课文做了如此翻译:“外有敌军进犯。”此处意译是对的，但具体词语如“加”字需要解释。“加”在《古代汉语词典》所列出义项中，根本没有“进犯”这一条。很明显这是教材编注者将“加”意译为“进犯”之义的。实际上“加”在《古代汉语词典》中有多达15条义项。第一条义项是“加上，放上”，又引申为“施加”，将“加”做“进犯”之解就是该词在这一语境中词义的具体化。
四、语境可使文言词义异化
袁仁林在《虚字说》中说：“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的确，语境的作用下的词义，往往会发生与该词基本义不同的转变。这种词义的转变，笔者姑且将其称为“词义异化”。
其实这类“词义异化”的语言现象在古诗词中较为常见。譬如宋祁《玉楼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后世读者大多如此赏析：认为“闹”字不仅有色，而且有声；不仅形容出红杏众多纷繁，而且点染出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这种赏析其实并未对“闹”字做出释义。或者说“闹”字词典中所有义项都无法解释此句诗中的意境。即便是大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奇怪的是，至于“何等境界？”“境界如何全出？”等问题，先生并未做出赏析，只能靠读者自己“意会”。倘若真的按字典释义，读者岂能体会得到“闹”字所演绎的盎然春意？
再如唐代韦应物（《滁州西涧》）“渡无人舟自横”一句中“横”字，也是如此，词典基本无法解释在这句诗中“横”为何意。读者只能从“横”的基本义联想出这句诗所表达的意境，比如“一种闲适”、“一种自然”。
这些都还是典型的诗词中词义的异化，在文言文中此类词义异化现象也不乏见。
例如文言实词“治”，用做动词基本义，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只列出了“治理，管理”等义项，由此引申为“处理事情”，“有惩处、医治、研究等义”。显然，这些义项都是词语基本义在特定语境中的异化，如“治”做“修建”义(如“治渠”)、“疏理”义(如“治水”)、“整理”义(如“治装”)、“营治’义(如“治产’)、“训练”义(如“治军”)等等。
维根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确如所言，语言在孤立状态下，语义是静止抽象的，是形式上的，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当语言出现在一定的语境中时，语义丰富的表现能力便被激活，语义就会变得具体而灵活。鉴于此，分析语境和语义转换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好的把握文言词义，提高学生对语境的领悟力，从而实现真正的文言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