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不全力援助反帮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没起过太多好作用，多与那几个瞎指挥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近期出版的《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和中国革命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史料解读。
　　
　　杨奎松教授告诉我们，在援助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苏联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而这种纠葛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谜团。
　　
　　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谈得并不多。在我们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总是在扶植那些后来被证明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瞎指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杨奎松：具体应该如何看苏联、共产国际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我还是主张先要摆正心态。所谓摆正心态，就是要能够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是，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人送来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国人送来，就连这种组织形态也是俄国人送来的。在革命成功之际，即1949年6月30日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专门做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里面对两者关系的关键之点讲得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避讳和否认。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难道是中国土产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为长期听到的全部都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内心里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这样。在他们的眼睛里，一切最核心的价值只能是中国的。你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外来的，岂不等于说是“西化”的组织吗？
　　
　　过去有些历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讲，情有可原。查一下过去的党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风以前，虽然对外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些避讳，党内讲自己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自诞生以来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大讲这方面的情况，甚至在党史上也不大提这层关系和这段历史，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完全独立自主了。故也专门讲过，说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不要老扯上共产国际，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因此1945年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就只在两处简单地提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作用，无论成功、失败，就都着重讲自身的问题了。后来结束，和打起来了，上要把“美蒋”关系树为靶子；再后来建国了，要树立中国自身的合法性，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宜多讲。但1950年代初，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看1951年审定、胡乔木主撰的《中国三十年》一文，还是会发现里面明白肯定共产国际帮助、指导的表述与说明很多。只是，几年后，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论好的、坏的，就几乎都不讲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不能不讲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陆续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与关系的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不讲这方面情况的讲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这以后一段时间里，研究的人相对就多了起来。但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何况感情坏了，老说法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讲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口。因此，党史学界这时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释性的，研究者大都想要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传统观点来正名，这一研究在具体还原历史的功用上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公开了那么多档案资料，今天却还会有许多人相信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及革命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
　　
　　为什么说那种断言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这里只讲建党背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问题，至少，第一，亲历者如就不是这样讲的。第二，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懂得要“走俄国人的路”，才知道要成立，“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你要承认的这些历史总结，就不难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有多重要了。第三，现在很容易看到的一大、二大、三大文件里，都清楚地记述了从酝酿之日起，就开始接受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党的几乎一切活动，包括主要成员的生活开支，都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
　　
　　今天，不少人也看到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相关档案，不能否认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心里并不舒服，因此硬是根据极个别人的并不可靠的回忆，说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想要苏联人的钱，不想要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殊不知，这都是今人拿自己今天的观念来猜度当时的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参加者之所以会组织加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1920年底刚转向时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者，“凡都是国际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世界主义，“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一大、二大的文件中也写得很明白：“是世界的，革命也是世界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才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试想在“工人无祖国”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当年会抱着警惕、防备、排斥的心理来看待莫斯科的帮助吗？
　　
　　这就引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今天批评最多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苏联（包括共产国际）更多其实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来援助，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会认为，苏联当年就是基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来插手中国的事情的。
　　
　　杨奎松：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东北参加过一次有关问题的研讨会，有一位军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让我在这方面很开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基本观点就是批判苏联当年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甚至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反过来，文章自然对当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张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理由充分，借机武力收回中东路权，更是捍卫中国的正义之举。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较传统的有背景的学者，我也能理解，不会觉得奇怪。问题是作者是大陆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员，而且肯定是员。这就奇怪了。
　　
　　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也就是人的祖国。因此，当以非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来斥责当年的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一大上面对代表的质询，就代表直截了当地告诉代表说：中国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看成和世界各国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期间，苏联对的援助比对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签订条约，表态支持。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派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的借口，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几个月后，即1927年12月11日，组织反抗南京的广州。斯大林再度出马，不仅亲自选派军事人员前去广州指导，组织巷战，苏联报刊也公开对广州大书特书，宣传鼓吹，就连苏联驻广州的领事人员也全体出动，直接参与了这次。最后的结果给了斯大林同样沉痛的教训，五名外交人员被当场杀害并曝尸广州街头，南京公开宣告与苏联断交，五年后双方才得以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显然，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改变不顾外交、公开输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酝酿、组织的过程，都有共产国际参与其间，包括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文件也多是苏联专家在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但这一次苏联政府就变得圆滑和聪明了，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极力想要取得苏联的外交承认，苏联最终也没有这样做。这之后，苏联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并确保与它的外交关系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国际或其他各种渠道和办法来帮助。这种关系一旦被南京政府发现并可能严重影响两者关系时，苏联方面往往会选择做出让步。你提到的1945年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对八路军态度几度变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抱怨过苏联战后不相信有能力打败，从当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战后最初的国际形势及其大国关系的角度，说斯大林应该支持打仗，不该帮着美国人要求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在当时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行不通。
　　
　　举一个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不久，援越抗法战争也打了三四年了，考虑到不能老这样打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环境，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采取了和斯大林战后支持去重庆谈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即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并由周恩来出面，代表，把越南党领导人请到广西柳州，连开几天会，力劝越南党停止正在顺利发展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与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划界停战了。像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样，越南党领导人后来对此也极为不满。
　　
　　不难看出，当政后，又要国际主义，又不能不讲国家利益，都难免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弄得两边不讨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就不能和苏联的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吗，比如说中国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可以取代？
　　
　　杨奎松：当然有。从中国创建开始苏联就有这个考虑。它帮助创建任何国家的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大革命时期，它要国共两党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对象是。为什么主要是援助？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也是革命党，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它的斗争目标和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援助？第二，号称十万党员，广东地区至少就有三万左右，它还可以在全国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中国1923年才不过三百多党员，而且还只能秘密存在，我苏联怎么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枪炮运给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给你？
　　
　　今天很多人老在抱怨，说苏联当年不援助，把枪炮武器都给了了。我要说，这首先有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你是政府时，我可以公开给你；你是的力量，我怎么公开给你？当年几百号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苏联怎么给你武器？一旦和广州正式合作了，就在内活动，就更难单独给了，给，就得承担合作关系全面破裂的风险。
　　
　　其次还有个体积的问题。中国当年援助过至少几十号各国小党、小组织，但最后很丧气，说这些党“都不争气”。在毛晚年，除了缅甸等个别有根据地且和中国靠得很近的外，基本上都不再给予援助了。原因就是这些组织都太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斯大林在期间对他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讲过一段话，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是中国的新生力量，照理中国人要比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要是我们给这种援助，第一，这等于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帝国主义不会容忍，也很可能会转而联合日本来。第二，目前要成为的领导力量还显得太早。要壮大起来还需要时间，而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应付德国的希特勒，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拖住东面的日本，使它不能从背后进攻我们。这个短时期内光靠还承担不起来，而至少是政府，可统帅全国的力量，再加上有英美的援助，有我们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进攻，也能长期拖住它。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里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点，就是苏联人援助力度大小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合法与否，一个是体积大小。而且不是给的援助多，双方关系就好。骨子里，凡是，都是讲同一意识形态的，因而也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立于同一个阶级，至少两个之间，从心理上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总比与其他非人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斯大林给援助再多，他内心里想的也是如何能帮助中国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前面讲过，许多人都抱怨苏联当年没有给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给的援助是按自身数量的增长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的。像1921年到1922年十个月，只有五十几个人，莫斯科只给了一万五千六百元的党费。1922年到1923年，人数增加了，工作范围也扩大了，经费的提供也增加了。党费还是一万五千元，但同时还开始另外专门给了工会费、团费。等到1925-1926年以后，党员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党费大幅增加不说，其他工会费、农运费、团费、反帝费、济难费等，给的范围更大了。共产国际有时还会为一个较大的运动公开在全世界进行募捐。另外像召开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会议，发动一个紧急的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还有专门的特别费可以申请和拨付。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许多紧急事件要应对，在在都需要花钱，全都用特别费在支出。像南昌、秋收、广州，全都是列入计划然后由共产国际专项拨款，才得以组织发动起来的。事后人员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属还要用济难费来进行善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至于说莫斯科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直接援助到底就算了？首先，这完全不现实，而且谁知道当时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能不能成气候？其次，如果不借助和大革命，秘密状态下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政党？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其实就计划好了要借助的力量，一步到位夺取的。1922年列宁提出这个动议，当年二大通过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后，陈独秀等人还不清楚民主革命成功后谁来执政。大家当时都以为既然是加入，主要由领导民主革命成功，执政的当然就是了。但这个看法很快就被共产国际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不间断革命”。即是要求做好准备，革命一成功，马上就发动社会革命，不能等到巩固了，然后再来革命。你可以想见，莫斯科又何尝不想一步到位？后来两党关系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给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改造成工农政党，和中国革命应一步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类，都显示出莫斯科急于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过，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来取得，最后证明还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么说，1927年南昌之后，一开始采取城市武装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来自于斯大林当时有一个幻想，认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苏联的革命，然后迅速夺权？
　　
　　杨奎松：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会革命党掌了权。几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主政的临时政府，取得了。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国再来一次俄国革命。在1927年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发动武装，原因也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为什么莫斯科的指导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它不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吗？
　　
　　杨奎松：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指挥革命，依靠书本和经验更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就像说的，当时中国的人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革命，革命的步骤、方法如何，还都是不明确的时候，只能“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当然也只有由俄国人来指导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要听的。好在俄国人僵化归僵化，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国人在学习，俄国人也在学习。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说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行得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最初还是由俄国人开始的。比如，我们看一大的党纲，后来再也不提了，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当时参加制定党纲的代表们完全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纲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自身的实际。二大就改过来了，提出了“两步走”的方针。这个“两步走”，以及具体结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策决议，就是列宁、共产国际提出和帮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包括今天看起来有些可能属于僵化教条的做法，也未必对就毫无帮助。比如，因为俄国人习惯于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从苏联开始，不论哪个国家的都习惯于开会、报告、学习，包括对党员干部进行从理论到技术的各种专门培训。这种训练方式，当年对那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干部来说，却有着显著的成效。老一代人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多半都是这么来的。
　　
　　当年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由苏联培训过，光是由苏联人花钱接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这些专门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培养学生和培训干部的学校里学习培训过的中国人，就超过两三千人。这种学习培训也不限于理论，只要对革命有用的各种专业和技术能力也在内。比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都有不少人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其中一些后来做到高级将领；也有一些专门就是学的现代化装备的使用与维修，这些干部在后来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迅速转入地下，莫斯科帮助组织设计各种地下交通线、培训地下工作技术，包括组织培训情报工作、电讯工作，以及刺杀爆破等等，使得从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组织，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各地的组织，并连续几年在城市坚持了下来。
　　
　　当然，按照苏联人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办事，也一样会犯错误。比如1927年国共关系刚刚破裂之际，莫斯科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说陈独秀领导的没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至于陈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则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本性的问题上去了。因为理论上是的先锋队组织，而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充其量也只属于小资产阶级。
　　
　　由于莫斯科发出这样的声音，领导人人人都主动检讨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结果，一方面各级领导人开始自律，明明自己是知识分子成分，却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编到部队里去做战士；另一方面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帮助进行改组，为此从中国各地挑选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参加苏联人召集并帮助举办的第六次。不仅会议的文件几乎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就连的构成，从委员到，也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助挑选的。只是，几年后，这些工人出身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像向忠发这样的，很多都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