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功效还需社会配合
地震预警系统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但目前在中国，地震预警应用标准和制度，甚至演练尤其缺乏。因此即使汶川大地震震区的人们，在震后得到了更多的地震教育，却不能准确地根据不同的地震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
201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家住六楼的体验者何曾建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手机提醒20秒后将有5级地震，他立即关掉电视电源，打开防盗门，坐下来“傻傻地”等待。20秒后，地震来了，他紧紧盯着楼顶原有的裂缝，随时准备以演练时的十几秒的速度跑到1楼，但妻子正抱着9岁的女儿坐在沙发上。“8级大地震都经历了，余震太多了，都疲劳了。”他说。
地震预警的应用标准和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了减灾所研制的预警系统的广泛应用。如双河中学担心预警撤离会带来安全事故，因此在2011年12月6日关闭了该系统。“我们现在还在思考要不要再开启系统。”教导主任郭天茂表达了校方的犹豫。
青川县防震减灾局计划依靠减灾所的技术建立预警网络。“但即使建成了，也只会为政府决策做依据。如果法律上没有免责规定，我们也不敢面向社会，如果出现误报、漏报带来损失，谁负责呢？防震减灾局的负责人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在日本，正式使用预警系统时，就首先通过了免责法案，如果出现误报等问题，可以不追究预警部门的责任。日本政府还投资了建设预警台网，通过立法，要求高铁、核电站、全国所有中小学等领域强制安装。
在中国，这些工作同样只有政府才能完成。2011年，四川成都高新减灾所曾和云南省联合开展一项关于地震预警时如何自动关闭燃气阀门的试验，在经过多次协调后，燃气公司才勉强同意利用云南省食堂的燃气管道进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