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微妙，朝廷不敢承担责任时，就将“民心”推到前面去，同样，个人不敢承担责任时，也可以躲到“民心”的下面去。输了，拿“民心”去顶账，没有责任人；赢了，站出来，做“民心”的代表。
道光帝去世，咸丰帝新立。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新帝？新帝第一把火就烧向穆彰阿。
下《罪穆彰阿、耆英诏》：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却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痛骂之后，再说罪责，是“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伪言”之一，就是“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其心阴险，实不可问”。
穆彰阿执政，学汉人曹振镛。曹振镛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三朝元老，有人问他为官秘诀，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病死，道光帝下诏，谥曰：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文正”，树立了一个做奴才的榜样。
曹振镛配合皇帝，为汉大臣做好奴才样板。而穆彰阿是满人，翰林出身，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本应图治，却反而学曹振镛，令新帝失望。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等等，皆为总裁。故其门生遍于朝廷内外，号曰“穆党”，徐继畬便是穆彰阿的门生。
谈到徐继畬，不能不提林则徐，因为他们在官场上对立。徐任福建巡抚期间，与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发生过冲突。
冲突起因，是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为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一名教会医生，租赁福州城内神光寺房屋，得到侯官县令批准。林则徐突然发难，忽而出绅士公启，以示驱逐；忽而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还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准备动武。但徐和总督刘韵珂都觉得这样慌里慌张准备打仗，是召敌来攻，大为失计，因此，不肯附和林的倡议。林怒而投信京中，鼓动群僚来攻，攻之者，有一学士、两御史，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先参他抚谕无方，继而参他袒护属员、包庇。
咸丰帝派了两广总督徐广缙来调查。这位徐广缙，是林则徐一类，动辄将“民心可用”当做口香糖来嚼。这一回，他在福州，没有闻到“民心可用”的火药味，从徐继畬那一套做法里，他没嚼出“民心”的味道，于是，朝廷便以“毫无主见，任令滋扰”，将徐继畬革职回京。
“民心”微妙，朝廷不敢承担责任时，就将“民心”推到前面去，同样，个人不敢承担责任时，也可以躲到“民心”的下面去。输了，拿“民心”去顶账，没有责任人；赢了，站出来，做“民心”的代表。徐广缙在广州，就做过一回“民心”代表，那是林大人梦寐以求而未能如愿的。
徐广缙任两广总督时，清朝已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宁波、上海等四所城市，都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开放了，唯独广州，因粤民抵制而未开，官员欲开，粤民激愤，放火烧了知府衙门。有两名英人入城，亦遭粤民围打，打死一人，打跑一人。英方遂以英人被殴为由，将兵船开进省河，占据虎门炮台。
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以惯用的“拖”字诀，与英方签了“缓期二年”入城之约。徐广缙刚来接任，英国公使文翰即照会之，要求践约入城。于是，徐广缙赴虎门，登上英船，晓以利害，与文翰相争，旬日内，雷厉风行，筹银六十余万两，招募义勇十万余人，购置军械以备战。与此同时，还宣布暂停与外商贸易，并照会法、美等国商人，一旦英方放弃入城要求，即可互市如初。贸易停了近两个月，各国商人都蒙受了损失，纷纷开列清单，要求英方赔偿，此一举，竟使文翰“大为窘迫”。
而道光帝，却密谕徐广缙，为保“信誉”，要酌量日期，让英夷“入城瞻仰”，并指示“一游之后，不得习以为常”。而徐广缙则不以为然，奏曰：审时度势，婉阻之未必遽开边畔，轻许之必至立起祸端。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诚，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有事，则人心瓦解……
他坚决不许英人“入城一游”，面对圣旨，也不退缩，不让步。于是，英方又将兵船开进省河，以战争相要挟。好个徐广缙，居然再次单舸前往，登上英船，晓谕英夷，众怒不可犯。加以省河两岸，有十万义勇，严阵以待，呼声震天，英方度势，遂“罢兵修好，自此不言入城事”。天大的事情，就这么了了，道光帝当然很高兴，他夸徐广缙：运筹之功，不亚于斩将搴旗。将士用命，绅民一心，更有过人之智。初不料卿有此妙用，可嘉之处，笔实难宣。为此，还赏了徐广缙双眼花翎和世袭一等子爵。
如此天朝风光，晚清时期可谓罕见，可实际情形呢？不妨问一问，为什么粤民不让英人进城，还要英人按照乾隆以来的老规矩，跑到“十三行”去贸易？这样做，除了对“十三行”有好处，此外还对谁有好处？当然是粤海关了。如前所述，粤海关在康熙年间就已设立，当时，还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文告”：“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为此，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
“十三行”每年以税银百万余，上交宫中，供皇室之需，成了皇室银库。皇帝常亲自过问税银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粤海关监督，虽为户部属员，却为内务府所派。内务府的事情，是皇帝家里的事，还在雍正时期，粤海关监督就单独设立，没由广东巡抚兼任。专职粤海关监督从祖秉圭开始，雍正帝告诫他：“小心保住脑袋要紧。”果然，祖的脑袋出了问题，那么有杀气的雍正帝，也只是将他的官职拿了，没有把他的脑袋拿了。保住他脑袋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雍正帝。
行商们，收税，收费，收出了“潘卢伍叶”四大家族。鸦片战争发动时，英人绕开广州，跑到长江口和渤海湾去打，并非如当时那些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们所吹嘘的，是因为害怕林则徐盖世英勇，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粤省，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徐广缙治粤，深得林则徐心法，以“十三行”制夷，对外称“民心可用”。“十三行”要垄断利润，当然反对英人入城，徐广缙要政绩，也反对英人入城，他们联手，高举“民心可用”大旗，誓死不让英夷进城去。
六十万两银子，不是小数，没有行商们掏腰包，他徐广缙能让老百姓自掏腰包买枪械去当义勇？丧权辱国之余，他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还敢不惜再战？就皇室而言，是要维持“天子南库”；就官场而言，还想食“规礼”而肥。英人一进城，“天子南库”就破了，“规礼”也就收不到了。
徐广缙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不让英人进城，加上他处理好了与朝廷、官场和“十三行”的关系，既没有像祖秉圭那样独吞其利，也没像林则徐那样独享其名，所以，他一发动起来，就上下同心，官民一体，同仇敌忾。英人投鼠忌器，像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还是不敢与粤民开战，这就使得徐广缙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树立起一个“上之上者”的英雄形象。结果呢？倒霉的还是粤民自己。
英国人进不了广州城，就跑到徐光启的老家上海那边去了，上海是块处女地，没有十三行和粤海关那些陈规陋习，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洋人都跑了，留下十三行在广州，被朝廷竭泽而渔，一家接一家倒闭，连世界首富都经不起敲骨吸髓，想移民到美国去了，早知如此，又何必拒绝英人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