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关注，学校不堪其扰
这些年，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程度逐年提高。关注，本应是好事，学校都期盼着关注能换来各界的支持，但如果关注的是另一个角度，学校和教师就难免心惊胆战了。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曾给编辑部发回一封信，已见诸报端。信中讲述了在一所农村初中看到的账单，记载着半年多来向学校收取费用的单位和金额，共有9种名目，计一万六七千元。而这所农村初中校财政应拨付的公用经费始终没有到位，学校运转全靠学生缴纳的二十多万元杂费维持。
这不是一个县、一所学校的个别情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学校都在疲于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某县一所中学花200元买了一台秤，县质监局检查时，以秤不准为由，一次罚款400元！还有一学校，账本被有关部门查了5遍不说，就连学校食堂的一块砧板一年就被检查了4次，每次收费200元。学校欢迎执法部门来指导工作，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但有些部门“管理就是收费，执法更是收费”、“只要有人来，无论如何搞几个钱走”的做法让学校怕了这些“检查”。
这两年，“教育乱收费”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但不少校长和教师却为此叫苦不迭：“为什么被查的总是学校，怎么没有领导追查教育乱收费背后的原因呢？”
教育的事，教育说了不算
“官本位”，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越不发达的地区越甚。在中部一些欠发达省份采访，也难免碰到这样的事情。为了表示对采访活动的重视，一些县由县委宣传部长出面向记者介绍情况，而这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就退到了陪同的角色。这让记者感到不解。一位校长的话点醒了记者：“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一般在县领导班子里排位都靠后，没进常委。”也有个别情况，记者在江西某区采访，当地学校在介绍区里重视教育时，特别强调了一句：“区里分管教育工作的是位常务副区长，这在别处可不多见哟。”
不少教育工作者把这个现象看成了教育“弱势”地位的一个佐证。
不知是不是真的“人微言轻”，很多地方，教育上的大事小情，不仅学校和教育部门自己难以定夺，甚至分管教育的县领导也无法作出最后的决定。
教师，是办学的根本，但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教师的聘用与否，很多学校无权决定，县教育局也没有最终决策的权力。“每年招聘教师，都要在县常委会上定。”很多地方把这一做法当作一条“重视”教育的经验来宣传，而“重视”的结果却常常是，县里为了缩减开支，控制财政供养人口，不顾当地教育的实际，宁肯让教师编制空着而大量使用代课教师。
学校的事、教育的事，到底谁来定夺？学校办学自主权如何落实、教育部门的职能如何行使？需要不断探索和反思。
素质教育，阻力来自哪里
今年，中部一些省的课改实验区有了首批初中毕业生，记者去采访时，正值中考改革方案出台的时候。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占铭对记者说：“不考试，怎么改老百姓都没意见，一考试，一涉及到升哪所高中，什么意见都来了。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综合素质评定，反问你，上大学、进机关的考试是按百分法还是按等级？”
阻力还不仅在老百姓那里，一些地方领导也从中作梗。江西某市今年有4万初中生面临中考改革，但市政府不点头，考改就没法进行。无奈下，教育厅派干部专程去做市领导和学校的工作，这样才勉强答应小范围推进。
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教育部门试图用素质教育的眼光来衡量，而社会却仍用功利的应试标准来评价。而那些抨击应试教育最起劲的普通百姓，在面对自己子女的升学问题时，也重又站回应试教育的阵营。
在基层教师眼里，某地教研室的张副主任是当地课改的一面旗帜，课改的每一步进程都有她的足迹。可是让记者深感意外的是，作为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她给儿子的生活安排却与自己平时所倡导的新课改精神格格不入。她告诉记者，儿子每周放学后要上3次英语课，除此以外，每周还有一次作文课，周末还专门请了一名教练为孩子辅导乒乓球。“孩子哪还有时间休息？”面对记者的疑问，张副主任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们局里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现在孩子不多学一点东西，以后拿什么和别人竞争呢？”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学生“不进则退”是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忧虑。
社会的这种评价标准使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也显得态度暧昧。不少校长说到这点，自己也感到很无奈，学生考得不好，学校觉得没法向家长交代，政府虽然有对学校的综合评估，但到最后还是要看升学率。社会对教育的这种压力，由政府至学校、至教师，最终转嫁到学生身上，素质教育推进艰难。在采访中，很多教师都说，新课改是个好东西，感觉自己变了，孩子们也变了，可是好的理念如何能够真正推行下去呢？如果社会对人才、对学校的评价标准不变，素质教育就很难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