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

驻外大使是国家的代表，一举一动体现政府的形象和意图。如果有与政府既定主张不相符的言行，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
　　
　　周伯萍1972年底被任命为驻希腊首任大使，1973年春赴任，不久，便发生了他预想之外的“雅典事件”。他回忆：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便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临时代办，一下车就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做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经他提醒，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在仓促的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尽管周伯萍尽力补救，还是把他紧急调回。回到北京，他才知道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盛怒：“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请求处分。驻希腊使馆接到通报后，也作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周伯萍事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
　　
　　5月19日，的意见上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24日，看到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就改变了“雅典事件”的定性。周恩来见到的批示，再次批示：“请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周伯萍总算有惊无险，过了一关，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以色列长期对释放善意，寻求关系正常化。1992年1月，两国终于正式建交。但这方面的破冰工作，不在上世纪70年代周伯萍的权限之内。
　　
　　另一位大使，则为调整某些对外政策，主动作出了努力。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公开论战，阵营发生分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双方都保持关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明灯”。
　　
　　1967年初，中国所有驻外使节撤回国内，参加“”。1969年春天，九大闭幕，才重新向外派驻使节。当时，和刚刚当选九届委员，决定他们分别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和法国的大使，表明对中阿、中法关系的格外重视。行前周恩来还专门与谈了话。
　　
　　1969年5月16日，到达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主要领导人的隆重接待。但与阿方领导人的接触中，感到双方并非完全一致。阿方赞扬中国“”中的极左思潮，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对此颇有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援助问题上，阿方狮子大张口，尤其感到忧虑。
　　
　　中国自1954年以来，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曾达到过400元，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但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副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陪同乘了六小时汽车，一路谈话几乎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自己的‘鞍钢’，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只好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阿尔巴尼亚还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电视机都很稀罕，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当地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本应用中国设备，但阿方指定要用意大利设备。中国只好用外汇买来安上。机器坏了，副总理查尔查尼又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更换，被拒绝了。
　　
　　还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想向国内反映，但又心存顾虑。说“欧洲明灯”的坏话，后果难以预料。1962年，中联部长向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被批评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几次突然大幅度提高外援项目金额，让周恩来等领导人措手不及。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感到无能为力，将他的信转报。
　　
　　后来回国，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幸好看了的信后，给以称赞：“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后来参加使馆大扫除，爬到高处擦玻璃，不留神摔下来，左腿骨折。当地医疗条件差，只好回国治疗。周恩来报请同意，让出任中联部长，结束了大使生涯。
　　
　　将军已经去世13年了。但他作为外交官，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敢于直谏的精神，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