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举世公认。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范是精神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传承和发扬。
伊始，坚持北上抗日，强调红军抗日救国的责任担当
伊始，就支持的抗日方针，一直坚持北上抗日。七七事变后第七天，就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这样的誓言：“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此后，他在《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和《留别西北同胞书》中又写道：“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铲除干净”。
正是有了无数像这样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中国人民才能迅速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是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共倡导建立的以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推动国内和解、团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他多次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的大多数党员需要这种团结，、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初期，他真诚团结友军，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中国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顽固派制造的军事“摩擦”，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既坚持了原则，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的信心，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信心，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他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我是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他与等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迅速打开敌后新局面，建立了支持长期、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圆满落实了布局，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困难时刻、危险面前敢于担当重任
的忠诚，在党内、军内有口皆碑。他“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困难时刻、危险面前敢于担当重任，为了民族的解放，不辞辛劳。
全面爆发时，已年过半百。但从1937年全面开始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期间，他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他先后奉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他和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他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军粉碎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1940年7月，他还和、左权共同指挥了“百团大战”。
勤于学习、善于总结，多次撰写文章，概括、总结战争经验和战略战术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对战争进程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他坚定地认为“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我们能够打败。他提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他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民坚持的重要思想武器。
他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每次战役结束，他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他还多次撰写文章，概括、总结战争经验和战略战术。在党的七大上，他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
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而肩负要职、功勋卓著的却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连一向挑剔的西方记者也由衷赞叹。
当时访问过延安的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爱泼斯坦说：“五十八岁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在干完一天艰苦而又令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纽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的家书更是他高尚情操的体现。全面开始后，他急切地写信询问自己的两位母亲是否还健在，同时希望培养自己的子侄辈们上革命前线。他写道：“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不久，他的外甥来到山西，得知两位母亲仍然健在，但都已八十高龄，家中经济非常困难，他只能向川中好友戴与龄借贷二百元寄到家中，稍尽心意。对家人的关心爱护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每一个员和领导干部树立了楷模。
总之，在伟大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范，集中体现了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既是伟大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伟大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孙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