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是本次上的重要议题，大气污染、污水直排和垃圾不能进行资源化处理是北京“大城市病”面临的主要“挑战”。市、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从1975年就开始投身北京的“垃圾处理事业”，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今年已年过六旬的这位垃圾处理专家，仍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关于垃圾治理的建议上会。对于北京的垃圾治理，他有太多话想说……
“垃圾治理三件事，我们刚做好一件”
王维平告诉北青报记者：“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是垃圾处理的三件事，我们在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是有法可循的。”在王维平看来，北京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相当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垃圾厂用的都是世界最先进的设备，运输车也不错，处理结构也很合理。”但是，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工作，王维平在调研中发现，却是无序且落后的。
什么叫做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作为北京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的调研员，王维平做了一个生动而专业的阐释。他解释说，垃圾的资源化应该要做到七个方面的管理，包括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不剩餐，以及酒店减少一次性用品。这七个方面，北京都还没有做好。
除了限制包装、净菜进城的垃圾“减量化”，在王维平看来，当下最严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垃圾的“废品回收”。
垃圾回收缺政府团队
“北京现在有10万人在干这件事，靠收废品、捡垃圾为生。第一代人1978年进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说起北京以回收废品为生的这个庞大群体，王维平十分熟知他们的生活故事和发展历史。
他喜欢用武侠小说里的语言形容这个群体，“就像‘丐帮’一样，他们一共分了13个帮，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一个‘营盘’里住着2000多户人。13个帮中，最大的帮是川帮，巴中一个市就有4万人；第二大帮派是河南帮，1.7万人；还有河北帮，规矩是不准进四环路，只能在四环路外接垃圾……”
用王维平的话来说，这群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发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捡塑料的运到河北文安县，包装运到河北保定，金属运到河北灞州，鞋底胶皮运到河北定州，玻璃运到邯郸……他们的分工非常细”。
“你不信对着一个垃圾桶观察，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专捡废纸，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专捡玻璃和金属，一会儿过来一人专捡塑料……”
而回收的废品数据，则相当惊人。王维平的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700万吨，他们捡来的运到河北的垃圾，同样是700万吨。
700万吨垃圾分拣回收将是下一个难题
“北京因为疏解任务，正在退出低端业态，河北的小塑料厂、造纸厂、小冶金厂也在关。这个行业马上就要面临破产了。”按照王维平的分析，这些民间回收队伍的破产，将直接导致北京的垃圾处理量成倍上升，“如果垃圾运不出去，怎么办？”
王维平说，曾有人找我求助，“说大哥你看这纸板，原来1400元钱一吨，现在600元了。河北的厂子已经关了，没人要了’。”
建更多的垃圾厂，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对于这样的对策，王维平表示不切实际，“北京没地了。建一个垃圾厂最少得花3年的时间，而且建谁家门口都不愿意”。
“北京因为疏解任务，正在清退低端业态，各区的废品回收人群都正在萎缩，82个废品回收集散地正在逐渐消失。王维平认为，眼前最急迫的就是要解决废品回收行业的萎缩，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成立正规的垃圾回收公司，并对低价值可回收利用物给予补贴。
否则，年产700万吨的垃圾如何分拣回收，将是城市下一个难题。
垃圾分类这条路预计要走20年
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涉及民众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垃圾分类。王维平对于垃圾分类“难”的症结，提出一个根源性问题，垃圾分类是后端决定前端。后端有什么手段，前面就怎么分。2008年以前，后端只有垃圾填埋场，还有一群自发的废品回收群体。
为了解决垃圾分类问题，2008年之后北京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后端具备分别运输、处理条件了，前端开始分类。这就是现今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由来，试点之后，就变成示范了。但问题是面还不够大，还只停留在试点的阶段……”
“没有严格的处罚，也没有诱人的利益，”对于垃圾分类难的症结，王维平如是解释，“如果说一不进行垃圾分类就狠罚，谁还敢不分。”
目前，本市垃圾桶普遍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为何没有更细的分类？“垃圾分类是‘慢工’，需要慢慢教育、宣传，由简入繁，”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环境专业的王维平举例说，“日本分13个桶，每个家庭得有13种垃圾袋，咱俩桶都分不来了，13个桶更没法分好。”王维平说：“日本1989年推行垃圾分类，27年过去，还有13%的市民不按规矩分类；德国人从1992年开始垃圾分类，还有17%的人不进行垃圾分类。”王维平表示，垃圾分类，预计要走20年。
北京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究竟难在哪儿？
王维平今年带上两会这样一个建议，他建议由市长牵头，依法启动本市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工作。原因是，他认为垃圾减量的七个问题，分属不同部门管。
限制包装、废品回收，市商委管；净菜进城，由农业局管；旧货交易，发改委管；酒店一次性东西使用，旅游委负责……这么多不同部门，“副市长也分管不同领域，所以必须由市长牵头。”
“我的建议里，第一，市长牵头；第二，要依法；第三，启动。”对于垃圾治理的牵头人，王维平坚定认为，一定要由市长来牵头。
“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一生历经沧桑，下过乡，当过北大医生。“下乡时，黑龙江零下40摄氏度我睡在羊圈里”。1975年，王维平辞了大夫的工作，到环卫局负责垃圾厂。为了自身专业的提升，王维平又辞了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重学了8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当时跟随家人已在日本长期生活的王维平，再次打算回国。他说自己至今忘不了父亲送别他的那一幕，“我父亲从仙台送我到东京成田机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程又一程，这一路四个小时只问我一句话，‘小平想好了？一定要回去吗’。”
“我知道他不愿让儿子离开，看他那满头的白发，当风抖着，我知道他不舍得我。但是我和父亲说，您原谅我吧，我学环境的，日本环境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得回去……”
1995年，王维平离开日本，继续投身北京的垃圾事业。2000年，作为北京市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研究了一辈子的垃圾，如今已是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饱经沧桑的脸上挂着不可言说的无奈，“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本组文/本报记者林艳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