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民初刺杀宋教仁案及其的政治波动

　　袁世凯之所以要刺杀宋教仁，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道路的分歧。宋教仁认为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在民主之下就要最大程度的限制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是大总统的权力；而袁世凯认为：当前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作为传统的信奉者，他内心并不相信民主共和的一套理论。
　　宋教仁虽然遇刺身亡，但他是一个孤独的历史先驱者，昭示着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迟云飞简介
　　迟云飞，历史学专家。1957年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攻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清末新政改革、民国初年变革。著有《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宋教仁思想研究》、《曾国藩大传》(合作)，编著有《清通鉴》(合作)、《清史编年》(第12卷)，发表学术论文约百篇。
　　民国大案：一百年前的宋教仁遇刺事件
　　宋教仁的墓在上海，我去看过几次，尤其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宋教仁死的时候那么年轻，才只有三十出头一点点。我最初研究宋教仁的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现在转眼间我已经五十六岁了，这么年轻的一位家遇刺被害了，使我们后人站在他的墓前会想很多事情。
　　我的演讲先从100年前宋教仁被刺案开始。在100年前的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的火车站被刺，两天以后去世。在他去世之后，租界当局和中国的江苏省当局就展开了侦破工作，很快就抓到了凶手，也抓到了初步的幕后主持人。他们在凶手家里搜出了很多秘密的电文，这是凶手武士英直接和国务总理和内务秘书洪述祖联络的电文，而后面这两位都是袁世凯的亲属。他们的电报直接涉及了刺杀宋教仁的事情，由此推断出密谋刺杀宋教仁的人，正是袁世凯的亲信、洪述祖和袁世凯自己，民国第一大案由此揭开。
　　道路之争：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背景
　　那么很多人会问，袁世凯和他的亲信们，为什么要刺杀宋教仁呢？这应该从民国初年的政局开始谈起。在1911年10月10日发生了武昌起义，之后清帝宣布退位，表面上共和、共和制度、共和政府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没有了清王朝、没有了两千年的君主制度之后，中国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有着非常多的考虑和想法。在宋教仁看来：中国要想富强起来，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的、人民有自由和幸福的中国，就一定要直接实行民主。这就要求在政府结构上一定要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哪个党竞选上来就哪个党执政。而没有选上的党作为在野党，可以监督政府，也可以随时准备参加下一次选举。在这种制度下，就要限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最大程度的避免在民国招牌下却走专制老路的情况发生。
　　民主其实还有一个立宪派，他们是传统的社会精英或者绅士。立宪派认为：中国将来可能要实行民主，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一定需要强有力的人物，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中国，而这个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中国虽然没有了皇帝，虽然开启了民主共和，但是权力一定要绝对的集中，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手里。而强有力的政府就一定要强有力的领导，这个领导就是袁世凯自己，由袁世凯集中最大的权力，去实现统一。所以，绅士们在民国初年普遍支持袁世凯。宋教仁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仍觉得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而且一定要立即实现。因此他把同盟会以及其他的小党改组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的源头。组织了以后，宋教仁就领导进行了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选举的结果是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在国会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
　　按照宋教仁的设想，既然国会选举获胜了，就应该由国会的多数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这将是对袁世凯权力的一种极大限制。这里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很多人认为袁世凯搞专制、搞，但袁世凯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物，他在晚清推行新政改革还是很有成效的。但是袁世凯相信集中权力，坚持认为总统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甚至是无限的权力。从个人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传统的信念者，他认为他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力。在他真正的内心深处，其实并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和法制的原则。袁世凯认为由他个人集中权力，对于当时形势下的国家可能也是好的。但是当国家的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就显现袁世凯这种家和宋教仁这种家的不同之处了。对宋教仁、黄兴、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来说，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权势。但是对袁世凯来说，他不能。所以后来成立的就和袁世凯有了无法缓解的冲突，这就是宋教仁被刺的背景。
　　影响深远：宋教仁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
　　宋教仁遇刺案在中国史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宋教仁所走得这条使中国通往文明的、富裕的、民主的、法制的、的、人民自由的路中断了，中国开始走上了军阀的路，军阀完全失败以后，又走上了所谓的“党治”的路。这便是宋教仁遇刺和中国的联系。
　　我曾经把宋教仁比喻为一颗流星，流星虽然短暂，但是它划破宁静天空时却非常灿烂。宋教仁虽然失败了，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历史一定要有最初的先驱者，没有先驱者就没有后来者。
　　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宋教仁这个先驱者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昭示了我们将来历史的大趋势，我们终将要走宋教仁提倡的民主、的路。袁世凯虽然暂时胜利了，但他走得这条路，却可能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专制的回光返照或者只是专制的余波而已。
　　现场答问
　　问：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袁世凯称帝的原因，因为袁世凯也曾是一个维新者和改革者，他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迟云飞：我倒是认为袁世凯称帝可能是他思想和行动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发展。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虽然进行改革很有成效。但是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还是信奉传统的。中国传统是什么特点呢？我认为是“排他性”，不但要排除任何妨碍最高领导者、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人，而且要排除跟我间接不一致的人。宋教仁和他的观念就不一样：我讲我的，如果大家认同我的，就按我这个做，但是你仍然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如果大家不认同我的，认同你的，那么你就来执政。
　　袁世凯信奉的“排他性”在民国初年是这么体现的：第一步排除了，排除了它的重要领导人；排除了以后，还要排除原来的理想人物，包括梁启超等等；最后甚至要排除在自己的北洋系里，对帝制不太感冒的亲信，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帝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编新的《中华文学史》的时候发现很多资料，以前我们认为袁世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帝制，但是从新发现的材料看，实际上袁世凯直接授意和操纵了很多推动称帝的活动。所以我认为袁世凯后来搞帝制，应该是他的思想和行为逻辑的发展，而不是偶然的东西。
　　问：您说过宋教仁之死偶然或者必然导致了可能会形成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那么您觉得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情况下，包括像袁世凯或者是其他人，会不会真正意义上能够达到您所设想的接近西方的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因为我们知道袁世凯也是在默认这种模式，包括梁启超也成立了小的党派，这是当时大的趋势，有没有其他力量能够更早的实现的理念？
　　迟云飞：中国的专制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不但印在我们所有国人的脑海中，甚至体现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下意识的行为中。所以人们口头说“我支持民主，我赞成”，实际上真正做的事却可能是和民主、共和原则背道而驰。比如说我们可能知道把民国初年治理好，需要寄托于一个英雄人物，一个有能耐的人物。但是实际上一个英明的人物，一个有实力的人物，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恰恰会推行专制。历史的悲剧就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后要么不搞民主这个路，如果要搞，就很难寄希望于某一人，如果大家都认同了民主的原则那就可以了。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宋教仁也思考过，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实行民主政策。其实认同民主，是因为共和能强国。包括晚清的时候搞君主立宪，不是说君主立宪到底对我们人类社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对我们人类的到底具有什么价值，而只是用这个制度能够强国。所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如果专制也能够强国的话，那我们就搞专制，还符合中国的传统，这样就好了。我不是搞法学的，不完全懂。但是我觉得在西方人的理念里面，为什么要搞，为什么要搞民主，因为我要保护人民的自由，设计国家、设计政府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由，维护人民的自由幸福。所以我们既要给领导人权力，但是也一定要限制他的权力。我们要设立一个规则，这个规则规范做领导人有什么权力，有什么不能做的。人民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结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任何组织者是不能干涉和剥夺的，这个上升到法律中就是《宪法》。所以《宪法》首先就是推翻专制统治。但是在中国，没有说做非要立一个规则，立一个《宪法》，大家都遵守这个宪法，而是谁有力量、谁英明大家就听他的。我们现实中任何英明的人物却往往是错误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