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摄政。
雄才大略的后周皇帝柴荣，带着满心的遗憾，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年是公元959年。这位被誉为“五代第一名君”的皇帝除了未能完成统一华夏的夙愿，还要担心自己的身后事。39岁的柴荣只有一个6岁的小儿子柴宗训，他又面临着许多皇帝不愿又不得不面对的状况，他只能委任范质、王溥、魏仁浦并相，顾命辅佐幼帝。
按道理说，这三位最可能成为丢了性命的倒霉蛋，因为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辅佐周恭帝未久，即发生“陈桥兵变”，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众将拥立为帝，大部队奔回首都，逼小皇帝禅让。后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赵宋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旧臣与皇室都得到新朝的优待与礼遇，范质等三人继续被任命为宰相。
宋乾德二年九月，范质病逝，太祖闻讯，还罢朝三日，以示哀悼。其他二位王溥、魏仁浦，也都以宰相高位退休，得以善终。在这里，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跟前面五个短命王朝不一样的气质——以宽仁之精神立国。
两宋三百余年，也曾出现过几个未成年便即皇帝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继位时只有十二岁；宋哲宗继位时只有九岁；宋恭帝继位时只有四岁。但仁宗与哲宗亲政之后，都没有对辅弼他的老臣大开杀戒。
成年的宋哲宗有恢复父亲宋神宗变法的志向，但辅佐幼年哲宗的一直是保守派的元祐党人，换言之，皇帝长大之后发现他的执政理念与辅政大臣存在着强烈冲突，但宋哲宗也只是将元祐党人外贬而已，未曾诛杀一人。由此来看：若要当顾命大臣，还是呆在宋朝最安全。
当然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宋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不杀文人的誓约，等同于文官免死宪法。
为什么宋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帝王因为原因而诛杀士大夫的事情(偶有一二例外)？首先是因为赵宋皇帝受到一项性的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
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做“誓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勒刻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来的，毕竟那块石碑直到今日也没有出土。就算这个质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据史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宋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事实上，太祖留下的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蔡確与章惇的坚决抵制：“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庙中的誓碑，但经过一百年的运作，朝廷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约，显然已成了宋朝众所周知的习惯法。皇帝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后来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重新得势，宰相章惇欲穷治元佑党人，“将尽杀流人”(这回是章惇起了杀心)，但宋哲宗反对，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权力结构的稳定，使宋代没有真正名分上的顾命大臣。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确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他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王曾、王珪等名相，虽然没有被叫到皇帝床前托付幼君，但他们却在立嗣、太后临朝等重大事件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这些宰相，虽无顾命大臣名分，却尽到顾命之责，辅佐幼主，稳定朝纲。
宋朝有一个惯例：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与汉唐相比，宋代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位像汉代吕后、唐代武则天那样把持朝政的女强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角度来解释，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
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
就如秦观所言：“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这一点跟清代的政体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太后垂帘听政代行皇权，当然也就获得了专断、亲裁的绝对权力。
顾命大臣之设，通常是因应皇权专制之需的产物；而顾命大臣之被诛，则是其隐权力通过自我繁殖，高度膨胀，进而威胁到皇权专制的原故。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摄政。